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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人才兴国的标本魏文侯治国用不同类型人才

2019年06月11日 栏目:军事

三家分晋之后,魏国成为战国崛起的大国。魏国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就天时而言,当时的秦国还在沉睡,齐国国君大权旁落,楚国内乱不止,魏国四周

  三家分晋之后,魏国成为战国崛起的大国。魏国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。就天时而言,当时的秦国还在沉睡,齐国国君大权旁落,楚国内乱不止,魏国四周无强敌。就地理优势而言,魏国横跨黄河南北,主要领地包括今日之山西南部、河南北部,以及河北和陕西的部分地区,都是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区域。但重要的还是“人和”因素,魏文侯、魏武侯父子两代国君,在开国之后数十年,积极有为,励精图治,讲信修睦,使魏国成为强盛一时的大国。

  不拘一格识人、用人,调节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

  先说外部的“人和”。在外交政策上,魏文侯致力于三晋结盟,营造和平的环境。韩国曾前来借师伐赵,赵国也曾想借师伐韩,魏文侯采取和事佬的态度。“韩借师于魏以伐赵。文侯曰:‘寡人与赵,兄弟也,不敢闻命。’赵借师于魏以伐韩,文侯应之亦然。二国皆怒而去。”开始韩赵都不满于魏国。后来,知道魏文侯是希望两家和平友好,“皆朝于魏”。魏国促成了三晋的结盟,自己因此成为盟主,“诸侯莫能与之争”。

  在内部的“人和”上,首先是通过改革,化解矛盾;同时注意识人、用人,儒法并用,不拘一格,调节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。

  战国的改革自三晋始。三晋之中,魏文侯首用李克(一般认为李克即李悝)变法。李克(公元前455-前395)变法的宗旨是为了富国强兵,所谓“尽地力之教”就是国家鼓励垦田、激励农耕。他颁布的《法经》,“以为之政莫急于盗、贼”,即要有效保障百姓的生命权和财产权。《法经》曾被商鞅带到秦国,是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。《晋书·刑法志》说:“秦汉旧律,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(克),悝(克)撰次诸国法,著《法经》。”又说,“商君受之以相秦。”李克出自儒家,又是法家的鼻祖。钱穆《先秦诸子系年》的《序》中说,法家固然起源自儒家(“法原于儒”)。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儒家思想只要务实,用之于治国实践,就不能没有法制手段。汉代以后号称崇儒的政治家(唐太宗)、政论家(贾谊)莫不如此。而其源头则出自魏文侯的老师李克。

  魏文侯治国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

  《史记》和《资治通鉴》都津津乐道李克的一则轶事。一天,魏文侯向李克请教国相人选:“先生总是告诉寡人,家贫思良妻,国乱思良相。魏成与翟璜这两位大臣,先生看哪一位更合适担任国相?”李克没有说具体人选,只谈了谈自己对识人的看法:“居视其所亲,富视其所与,达视其所举,穷视其所不为,贫视其所不取”。也就是说,要细致地观察他的行为:居常看他亲近谁,富贵看他结交谁,显赫看他保荐谁,困顿时看他何事不为,贫穷时看他何利不取!李克说,凭这五条您就足以确定国相人选了,何必征求我的意见!魏文侯大喜,说先生回去吧,我知道选任谁做国相了。李克的这一套识人术在春秋战国时代不乏类似表述,后代也流衍甚广。其核心思想一是行胜于言,二是人以群分。

  刚出门,李克就碰到了翟璜。翟璜笑眯眯地问,听说今天国君就选相一事征求您的意见,结果是谁啊?李克说,我猜测国君会选择魏成。翟璜唰地变了脸,愤愤不平地说:我哪一点比不上魏成?

  魏成、翟璜的差别在哪呢?魏成把自己的绝大部分俸禄都用来搜罗人才,向国君推荐了卜子夏、段干木、田子方。这三个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儒门高手。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门生,在孔子的学生中,他以“文学”见长。有人甚至认为《论语》的编纂就出自子夏及其门人之手。子夏在魏国讲学授业,创立了一个“西河学派”,其中不乏经世英才。李克崇尚法治,兼习儒术,大概就受到子夏等人的影响。汉武帝之前,儒家思想不曾被统治者真正奉行过。有之,则从魏文侯始。魏文侯师从子夏学习经艺,向隐居不仕的段干木请教治国之道,聘儒商子贡(即孔子爱徒端木赐)的入室弟子田子方为客卿,引起当时诸侯震动,“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。”《史记·魏世家》记载说,秦人曾欲伐魏,有人提醒:“魏君礼敬贤人,仁爱国人,上下和合,未可图也。”

  当然,翟璜也向国君推荐了许多干才。比如,西河郡守名将吴起,治理邺地的能臣西门豹,攻打下中山国的大将乐羊,乃至太子的师傅屈侯鲋等。这些人都是杰出的文臣武将,各有所长。于是,我们就发现,魏文侯治国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。卜子夏、段木干、田子方有道德上的优势,儒家自律比较严,同时还有战略上的开阔视野,追求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他们是帝王之师,“坐而论道者也”。而吴起、西门豹在不同岗位上各司其责,是分而任事者也。根据李克的说法,魏成推荐的人,国君以之为师;你翟璜推荐的人,国君以之为臣。你识人的眼界,还是比魏成差一截。翟璜认同了李克的说法,为先前的失态向李克道歉。

  “国君不仅需要各行各业的干才,更需要能够帮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导者”

  治国理政,需要各种人才。“五常异禀,百行殊轨,能有兼偏,智有短长”(《人物志》)。李克认为国君不仅需要各行各业的干才,更需要能够帮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导者。下面这两则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。

  一次,魏文侯与田子方在一起吃饭,欣赏音乐。魏文侯说:钟声不和谐,左边的声音好像略高。田子方只是笑笑,没有吱声。魏文侯迷惑地问:你笑什么?难道不是这样吗?田子方说:“臣听说,为君者致力于辨官,不着意辨音。如今主公着意辨音,臣担心会忽略对官员的识辨。”田子方的意思是说,为君之道,无非用人任事,国君关注的重点当在用人当否,不宜对臣下的具体工作,作即兴式品头论足。田子方不愧是儒商子贡的高足,深谙领导艺术。

  还有一次,魏文侯的嗣子魏击(约前432-前370)路遇田子方,下车伏谒施礼。田子方并没有还礼。魏击很不高兴,冲着田子方大声嚷道:“富贵者骄人乎?贫贱者骄人乎?”意思是说,是富贵者可以高傲,还是贫贱者可以高傲呢?田子方平静地回应道,当然是贫贱者可以,富贵者不能。诸侯傲慢失其国,大夫傲慢失其家(封邑)。失去国家和封邑了,要想重新获得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我贫贱之人,言不听,计不从,拔腿就走,到哪里去不是贫贱呢!魏击,即后来的魏武侯,犹如被当头棒喝,赶紧向田子方谢罪。

  田子方教导太子的道理也发人深省。有担当、有事业、对未来有期待的人物,应该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。司马光《稽古录》卷十六《历年图序》,相当于《资治通鉴》的大纲。他在文中论及五种不同的人君:创业之君、守成之君、陵夷(出现危机谓之陵夷)之君、中兴之君、乱亡之君。这些人君的差别不全是因为才能有高下,更取决于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异。司马光认为,同样是中等才能,能够自我约束,即可守住家业不坠,是为守成之君;倘若不能自修,就会出现衰败的危机,是为陵夷之君。领导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,说话,处事,为人,要比一般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,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,管理更宏大的事业。

  魏文侯治国理政,不仅有成就,而且有经验。这些经验构成了中国古代明君治国的微型标本。

  (作者为中国唐史学会会长、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)

  北京日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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